俗话说，“喝水不忘挖井人”，在享受着这支强大军队给我们提供的稳定庇佑时，我们不能忘记：在建国初期——那个强敌环伺的年代，是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伟人们殚精竭虑，用一生的血与汗，开创了解放军的雏形，才有了我们如今的安定。

当初新中国成立之际，由于在革命过程中的卓越贡献，周恩来被委任总理一职，也就是现在为我们所熟知的周总理。

事实上，周恩来总理的才能不止于政务，他还在外交、军事领域颇有造诣，身兼数职——比如外交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那么周恩来总理为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做出了那些贡献呢？他是否有权利调动军队呢？当时我国各级干部的等级制度又是怎么样的呢？

南昌建军，开启发展历程

南昌起义在我党历史上的意义是极其重要的，它的成功离不开一批心怀家国理想的志士，而周恩来总理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1927年8月1日，南昌打响了我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对派的第一枪，也从此拉开了解放军建设的序幕。从这一天起，我党开启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道路，人民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军队。

1927年，名义上打着革命旗号，实则代表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了反革命四一二和七一五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国政治风云突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中国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

我党的许多优秀领导干部、群众运动的领袖人物，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倒在血泊中，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人锐减到1万人。

在这样惨痛的教训下，以周恩来、贺龙等人为代表的党中央意识到军队对革命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如果手中没有牢牢掌握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那么就永远是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决定集中手中的军事力量，并联合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先恢复革命根据地，然后再举行新的北伐。

8月1日2时，伴随着几声枪响，起义军按照计划向南昌城内外的守敌发起猛攻。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歼灭南昌守敌3000余人，占领了南昌城。随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正式宣告起义的胜利。

南昌城头的枪声虽小，但震动了整个神州大陆。它宛如一道划破黑夜的闪电，使身处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看到了革命的希望，鼓舞着人民奋斗。

南昌起义的成功，标志着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以及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从此开启了革命的新篇章。

投身军队，总理贡献卓著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周总理最为出名的一句话，让后世无数青年心中热血沸腾。不过也就是这句话，让许多人留下了刻板印象，认为周总理是个接近儒生形象的人。

其实不然，周总理对革命的贡献绝对当得上“文治武功”这个词，在我军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建设过程中，他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首先是在解放军诞生的源头——南昌起义中，从谋划到组织的整个过程,周恩来发挥了巨大作用,充分展现了他“严”与“实”的政治品格以及实事求是的精神。

周恩来善于用人,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的整体效应,为尽快取得南昌起义的胜利、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早在起义酝酿的时候,周恩来就十分重视对党外人士的联系动员,组织联系了一批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秘密来到南昌。

起义前夕,周恩来又成立了有党外人士参加的特别委员会,就起义的政纲、宣言、政权机构和人事安排等,进行认真商讨,并由他亲自出席主持。这对于扩大革命影响、分化瓦解敌人起了很好的作用。

其次，在我党逐步探索军队建设、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周恩来也根据我国的国情，提出了很多有效的建设措施。进行武装斗争,就是周恩来较早提出的革命主张之一。

周恩来深知,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度里,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和革命主导力量,要想革命成功、夺取政权就必须站在农民立场，为农民谋福利、搞农民运动。

但是由于当时唯一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的模式并非如此，缺乏经验的我党也只能在实践中慢慢探索。

那如何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和发挥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呢？在反复审视我国的国情后，周恩来认识到发动土地革命和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性。

而我党通过革命实践检验也对这个答案做出了检验：通过发动土地革命然后开展武装斗争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因此，说周恩来是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毫不夸张。

也正是这样，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对革命卓越的贡献赢得全党的一致认可，他在军中也有很大的威望，因此被党中央任以军委副主席一职。此时，也许就会有人好奇，周总理身为军委副主席，是否拥有调动军队的权力呢？

干部任命，我军制度详解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很有必要深入了解一下建国初期我国实施的干部制度以及军权的管理制度。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我军干部等级制度的建立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50年9月，朱德总司令就在军委总干部管理部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尽快建立起军队的干部等级制度，还要争取在1951年的军装上把等级标明出来。

于是在1951年，我军开始在全军范围内组织干部评级，评级的目的正是为了适应部队正规化建设的要求，统一确定干部等级以及各地使用干部的标准。

通过评级，从思想上教育干部正确认识自己，克服缺点，发扬优点，纠正错误，鼓励上进；使领导机关更进一步熟悉干部，以便有计划地提拔干部与调整使用干部。

起初军队干部等级从排到军共分六等十五级：即排、连、营、团、师、军六等，其中排、连、营为三等六级（即副排级、正排级、副连级、正连级、副营级、正营级）；团、师、军为三等九级（即准团级、副团级、正团级、准师级、副师级、正师级、准军级、副军级、正军级）。

经过评级之后，党中央于1952年3月确定将我军军队干部级别划分为九等二十一级：除了从排级到军级的六等十五级外，还包括兵团以上三等六级，其中一等一级是军委主席、副主席、总司令。

二等二级是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级，军委委员级；三等三级是正兵团级，副兵团级，准兵团级。

那么，周总理身为军委副主席，等级上仅次于军委主席，他是否有权力调动军队呢？

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要清楚一点，在经过大革命的失败以及南昌起义等历史实践之后，我党已经深刻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因此解放军的建设过程一直强调“军队对党的绝对忠诚”。

故而在《党章》中有着明确规定，任何个人或组织都无权擅自调动军队。

那么我国军队的调动是怎样实现的呢？事实上，军队调动权只属于中央军委，其他干部只拥有军队的指挥权。

中央军委由军委主席、军委副主席以及军委委员所组成，他们由全国人大根据宪法所选举。当军队需要调动时，需要中央军委下令并由军委主席签字才能实现。

因此，身为军委副主席的周总理，其职责更多的是协助军委主席领导国家的武装力量。

加强建设，剖析制度变迁

建国至今已有七十余年，我国军队的干部制度也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经历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变迁。

首先是1955年10月，我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军官军衔设4等14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将官：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大尉、上尉、中尉、少尉。

相信多数人都听说过这次军衔的授予，大名鼎鼎的“十大元帅”就是在这次变迁中产生的。

其次是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中苏关系破裂、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叫嚣“反攻大陆”等重大经济、政治事件。党中央大力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发扬光荣传统，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官兵关系，缩小等级差别，防止修正主义，也对军队进行了整改。

1964年，为了保持我军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增强军队和地方的团结，中央军委决定减低军队干部的薪金，缩小与地方干部的差距，并出台了相关减薪方案，史称“减薪定级”。

次年的2月，中央军委取消了军衔制，把当时不完善的军衔条例、制度措施废除了，纠正了前段时间的错误决策方式。之后这段时间，军队内区分干部和普通士兵的方法就是看对方穿的军装。

之后到了1988年10月，我军又重新实行军衔制，新的军衔制制度军官军衔设3等11级：将官：一级上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上尉、中尉、少尉。

1994年7月1日，一级上将被取消。

事实上，不论解放军的干部制度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始终都是党中央结合时代发展与国情变化所得到的产物，目的都是将军队牢牢掌握在党的领导下，维护“人民军队”的纯洁性。

在这样的制度下，我们人民军队的建设得到了良好的保障，一直以来为民生保驾护航，做老百姓坚强的后盾。

结语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几十年过去了，我国在军队建设已经取得了令世界惊叹不已的成就。

不仅陆军、空军的建设取得长足进步，武器装备的水平正在飞速向美国逼近，海军方面更是有了质的飞跃，从只有几艘“小渔船”到如今的战列舰、驱逐舰、巡洋舰等一应俱全，还有不久前刚下水的003号航母“福建号”——鲜红的旗帜在大海中迎风招展，仿佛在宣告着“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身为华夏子民，我们为祖国的强大而自豪。在祖国母亲强有力的庇佑下，哪怕外围世界许多地区并不太平，我们依旧过着稳定而幸福的生活。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国日益强大的军事实力所提供的保障。

回过头看历史，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些开国伟人们的高瞻远瞩。在当时国家积贫积弱的背景下，他们凭借一腔为国为民的热血和超乎常人的智慧，从零到一地筑立起解放军军队制度的基石。

先辈们用一生心血开创了解放军的历史，为如今的我们提供了一把无比可靠的保护伞。

而我们，也要接过他们手中的接力棒，加强军队的建设，给下一代展现出一支更加强大的解放军，最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