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了7.8级的强烈地震。天还没亮，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便来到毛泽东的床头，向毛泽东报告唐山地震情况。

此时的毛泽东，大多时间处在昏迷或者半昏迷状态，但他听到这场地震共造成24万多人伤亡之后，老人家伤心地哭了。

在场的医护人员有不少人还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如此伤心地哭泣，一时间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3天后，中央办公厅将《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递到了毛泽东床头。这份文件，也是毛泽东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文件。

毛泽东吃力地看完报告，马上派人将主持政府工作的华国锋叫到床前，语气深沉地叮嘱华国锋：“要全力救灾，这是最要紧的。”

不久后，华国锋率领中央慰问团赶赴唐山，向受灾群众传递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之情。

 

一、

唐山地震发生后，毛泽东的身体更加一天不如一天，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同疾病进行着斗争。由于双手颤抖得很厉害，他连吃饭都无法自理，无奈之下只能由工作人员对他进行鼻饲喂饭。

每次鼻饲时，工作人员先把食物用磨碎机打成糊糊，再用大注射器连接胃管接头下面的注食口，用手推着往毛泽东的胃中打入水和食物。

由于还患有肺心病，常常处于严重缺氧状态，气管里被插入了氧气管，所以即便是鼻饲的流质食物，毛泽东也常常一到嗓子口便呛住而无法下咽，只能通过胃管进食。

由于肺心病引起的缺氧，毛泽东经常在批阅文件时突然嘴唇发紫，被憋得浑身大汗淋淋，随时都会陷入昏迷之中。即使躺在床上动不了，毛泽东仍然没有停止工作。

在难得的清醒时候，毛泽东仍然会竭尽全力地思考着党和国家的大事，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着。

他自己拿不动文件，就由秘书帮他捧着；他不能亲自读书读报，就由护士念给他听。

1976年9月8日，是毛泽东去世的前一天。这天的的护理记录上清楚地记载着：1时10分：看文件15分30秒；13时18分：看文件12分钟；16时37分：看文件30分钟……

通过这张护理记录，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幅伟人弥留时，仍然忘我工作的感人画面。彼时的毛泽东，上下肢插满了输液导管，胸部安着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仍然坚持让工作人员捧着文件给他观看。

在2小时50分钟的时间里，他一共断断续续地观看文件11次，每一次都是看了一会便又陷入昏迷之中。

这天下午，毛泽东又一次从昏迷中醒过来，嘴发出了微弱的声音。

工作人员连忙抓起笔和纸放到他的手中，毛泽东艰难地移动着铅笔，费了很大的劲，在纸上慢慢地划出了3道弯弯曲曲、歪歪扭扭的浅线，便再也没有力气了。

 

看到工作人员没有理解这三条线的含义，毛泽东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缓缓地抬起手在床头上敲了3下。

照顾毛泽东的工作人员想了一大会，才试探地问：“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日本首相三木的消息？”毛泽东见工作人员理解了自己的意思，这才用力点了点头。

毛泽东关注的这位日本首相名叫三木武夫，曾在1972年4月访华时公开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给中国人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当时的三木正在参加日本国内的大选，所以毛泽东对他的选举十分关注，因为日本首相的立场，对东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虽然三木武夫后来在这次选举中输给了福田赳夫，但他在得知毛泽东在弥留之际仍然关注自己时，仍然感到受宠若惊。

毛泽东逝世后，三木武夫也表示出了对毛泽东的无限景仰：“毛主席作为世界的大政治家在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业绩！”

 

二、

对于死亡，毛泽东一向看得很透彻。

40年代，毛泽东在参加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的追悼大会时，作了题为《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

在演讲中，毛泽东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毛泽东生前多次谈到过生死的问题。

1961年，他在畅游长江之后，曾跟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谈起过自己的生死问题，并开玩笑地对蒙哥马利说：“我现在只有一个5年计划，到73岁去见上帝。我的上帝是马克思，他也许要找我。”

蒙哥马利显然没有预料到毛泽东会谈这个问题，愣了一下之后说：“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很需要主席，你现在不能离开这艘船，放下不管。”

毛主席哈哈大笑：“我随时准备灭亡。”

 

1964年，毛泽东在军队干部会议上再一次谈到死的问题。他对军队干部们说：“原子弹下来，就一条路——见马克思。人年纪大了也会死。人如果负担太重，死是很好的解脱办法。”

1976年他病重，尼克松的女儿来看他，毛泽东再一次说出了自己的生死观：“一个人负担太重，死是解脱。”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对生死谈得最彻底的一次，是在1963年12月罗荣桓元帅逝世时。

 

罗荣桓元帅逝世后不久，毛泽东曾和自己的护士长吴旭君有过一次聊天。在聊天中，他少见地向吴护士长聊起了自己的母亲：“我母亲是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她为人很好，受人尊敬。她死的时候，来了好多人为她送殡，跟我父亲死的时候不一样。”

说完这些，毛泽东顿了一会儿，似乎是在想着什么。过了一会，他告诉吴护士长：“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在我跟前。”

吴旭君感觉非常奇怪，作为主席的保健医生，如果毛泽东真的病重了，她怎么可能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不在毛泽东的身边呢？

 

看到吴旭君大惑不解，毛泽东微笑了一下，继续说下去：“为什么我死的时候一定不要你在我跟前呢？我记得我母亲临死前，我和她说，我要离开一下，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

母亲同意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像她活着时一样。”

吴旭君听了主席说出这样的话，不知为什么，一下子流出了眼泪。毛泽东冲她摆了摆手：“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要兴高采烈地参加庆祝会，然后你就大大方方地上台去讲话。”

毛泽东接着又说：“我设想过，我的死法不外乎有五种。第一，有人开枪把我打死；第二，外出乘火车翻车、撞车难免；第三，我每年都游泳，可能会被水淹死；第四，就是让小小的细菌把我钻死；第五，飞机掉下来摔死。”

说到这里，主席也笑了：“中央给我立了一条规矩，不许我坐飞机。我想，我以后还会坐。

总之，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

新陈代谢嘛，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

看到吴旭君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样，毛泽东不再和她开玩笑了，他认真地说：“你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久，还不能理解我呀。我主张实行火葬，我在协议上签了名的。留下我的遗体，会增加人民的负担啊。”

吴旭君知道这份倡议书是毛泽东于1956年4月27日在中央一次会议上提出的，毛泽东也是第一个签名的人，在他之后，共有136名中央高级干部也在上面签了名。

 

三、

虽然毛泽东把生死看得很透，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身体健康还是出了问题。

1971年冬天以后，毛泽东患上了大叶性肺炎。1972年1月13日，毛泽东的肺心病又一次发作，伴随着高烧和严重缺氧，毛泽东甚至出现了突然休克的症状。抢救过来后，他的听力逐年减退，继而又双腿浮肿、步履艰难。

1973年，毛泽东的眼睛又患上了白内障，视力急剧减退。从那以后，他开始讨厌摄影时的闪光灯，所以中央做出规定，对毛泽东的摄影不得超过3分钟。

毛泽东的身边有好几位护士，这些护士中，毛泽东最喜欢的是孟锦云。小孟的一举一动，他都看着顺眼，小孟对他的一些提醒劝说，他都听着中意。

毛泽东身边还有个护士小李，是一位性格爽朗，心直口快的北方妹子，颇有点男孩子气。在护理主席的过程中，有时就不如孟锦云那么细心。

 

一次，毛泽东正侧躺在床上看书，小李看他出了很多汗，就想用毛巾给毛泽东擦擦背。她用毛巾上下擦了几下，不知是因擦得太重，还是打搅了他读书，毛泽东生气了。

虽然没有当面批评小李，但毛泽东用卷着的书向后一打，正打在小李的手背上。

小李知道毛泽东生气了，于是对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诉苦：“我好心好意地去给主席擦背，他却用书打我，他有意见就说嘛，干吗对我这样。”张玉凤给她解释：可能你的动作太生硬了，弄疼主席了，你也不要介意。”

过了几天，孟锦云和张玉凤在喂毛泽东吃芒果时，毛泽东刚吃了没几口，突然像想到了什么似的，对张玉凤说：“把这些留给小李吃吧。你再转告小李，那天是我脾气不好，请她原谅。”

1973年8月，党的十大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抱病参加了这次大会。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大会开始前，毛泽东已从中南海搬到人民大会堂118厅暂住，其目的就是为了方便能够在代表们进场之前，先把他扶到主席台就座。

这次大会召开期间，毛泽东一直努力端坐在主席台上，不让外人看出他的健康出了问题。大会散会时，全体与会代表不约而同地起立鼓掌，想用掌声欢送毛泽东离开人民大会堂，但毛泽东却没办法在没有人搀扶的情况下站起身子。

他只好笑着对代表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最后，还是代表们听从了毛泽东的话，一个个先行离开了会场。在代表们散去之后，毛泽东这才由人搀扶着回到住处。

 

四、

1974年冬天，毛泽东的吞咽开始变得越来越困难，有时需要别人的帮助才能进食。在1975年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毛泽东便曾指着自己的头告诉基辛格：“我的这部分很正常”。

接着又拍了拍自己的大腿，“这部分不大好使，走路时有些站不住，另外，肺也有点毛病。一句话，我的身体状况不好……我与上帝有个约会，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

1976年8月26日，毛泽东心脏病又一次发作，经北京医院、解放军305医院以及北京同仁医院的专家小组救治后，病情才有了一定的稳定。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还向工作人员索要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

这段时间，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也都轮流来到毛泽东的病房，看望毛泽东。当叶剑英站到毛泽东的病床前时，毛泽东的眼睛突然一亮，翕动嘴唇好像要对叶剑英说些什么，但说不出来。

叶剑英紧握他的手，发现毛泽东在自己的手上写了三条横线，可自己却又不明白毛泽东想表达的意思，只好又急又悲地伫立良久方才离开了病房。

 

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曾回忆说：毛泽东的医疗记录显示，1976年9月8日的上午，毛泽东的精神看上去还不错，并主动向医生提出自己要批阅文件和读书。

这一天，毛泽东前后阅读了11次，阅读时间合计为两小时50 分钟。不过李敏解释说，当时毛泽东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孔插着鼻饲管，这些文件和书都是由工作人员托着给他看或念给他听的。

在毛泽东的最后时刻，负责照料他的护士孟锦云，一直不离毛泽东的病床左右，细心地观察毛泽东的病情，不停地给毛泽东量血压、测脉搏、输氧气。

9月8日晚上7时10分，毛泽东的呼吸突然急促起来。孟锦云赶紧上前弯下腰给毛主席按摩胸部，毛主席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说完这句话后，毛泽东再一次陷入了昏迷。

医生们赶来之后，把一枚氧气管小心地安放在毛泽东的鼻口处，几分钟后毛泽东的呼吸渐渐恢复正常，但人还是陷入昏迷中。

没过多久，毛主席的呼吸突然停止，医生们马上开始了紧张的抢救。可是无论医生们如何努力，毛泽东再也没有醒来。9月9日零时10分，抢救停止，毛泽东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他深爱的人民，享年83岁。

毛泽东逝世后，根据全国人民的心愿，中央为毛泽东修建了一座毛主席纪念堂。这虽然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声，但却并不符合毛泽东本人的心愿。

毛泽东虽然没有专门论述生死观的著作，但对生死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和理解。在湖南一师求学时所作的 《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就曾系统地论述过生死问题，表达了自然主义的生死观。

他认为生死是一种自然现象， “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即自然物有成必有毁之法则”。

 

毛泽东善于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生死问题，经常用轻松幽默的口气，从辩证法的角度分析生死问题。

他总喜欢拿自己举例子: “人都是要死的，毛泽东是人，所以 ‘毛泽东是会死的。”所以“人生的意义不在寿命之长短，为人民利益 而 死，就是重于泰山，永垂不朽。”

对于毛泽东的生死观，邓小平的理解是最深刻的。

1980年，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就说过：“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是违背毛主席自己意愿的，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的思想考虑。但是，纪念堂我不赞成把它拆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

伟人已逝，但他在关于生与死的思考中，找到了人民这一最根本的依托，并在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超越了生死 。